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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不動的大學小組作業

“為小組作業獨自熬夜流下的淚,都是當初分組時腦子進的水。”凌晨兩點半,楊武在穿著“馬甲”的微博里寫下了這句話。

對于即將進入大三的某師范院校學生楊武來說,上學期期末簡直就是一場“噩夢”——不到兩個星期的時間,他獨自一人完成了4份小組作業。

之所以獨自完成,是因為楊武不得不“放棄”他的3個室友組員:一名“考研黨”屏蔽各種聯系方式泡在圖書館里,早出晚歸像失蹤一樣;一個“偽出國黨”在校外機構陪女朋友參加雅思考試培訓,對安排和分工“萬般推脫”;另一個“跑出去騎行”,撒手不管……就這樣,小組作業成了楊武的“個人秀”。

如今,小組作業形式在大學課程平時成績或者期末考核評價中并不鮮見,甚至有些泛濫。然而,以培養合作、溝通等能力為初衷的小組作業卻在現實中越來越貌合神離,不少學生吐槽其“變味兒了”。

而小組作業背后的“江湖”也令人擔憂:有學生稱期末小組作業是一部虐心大戲:“三年閨蜜能反目成仇”“讓友人變路人,路人變仇人”“簡直是破滅友誼的大神器”……甚至有學生認為小組作業是一面“照妖鏡”,稱“小組作業見人品”。

“要是能少點套路,多點真誠,也不會那么心累了。”在楊武看來,小組作業簡直是“組長不動沒人動,小組永遠一動不動”。那么,小組作業為何“組”不動?小組作業又該如何“動”起來呢?

小組作業“江湖險惡”

盡管熬得辛苦,但楊武的努力沒有白費,4份小組作業中,1份拿到全班最高分,另外3份的分數也排在各小組前列。

但他心里仍有些“不平衡”,因為其余3個“毫無貢獻”室友的成績和他一模一樣。“自己完成的作業要‘主動’署上別人的名字,不是小氣,而是不甘心”。

同樣是“組”不動,相比楊武“順利”完成了作業,師妹李敏的遭遇令人遺憾。

李敏上學期一共有3個小組作業,小組成員均為宿舍另外3名室友。可同樣,她們也是自顧自,全仰仗著班級排名第一的李敏完成。

一天晚上的臥談中,由于李敏“抱怨”了兩句,整個宿舍為了小組作業這事“吵翻了”,室友們反而“孤立”起了她,這讓委屈的李敏決定狠下心來把最后一個未完成的小組作業交給了室友們。

“原以為我徹底不管,他們指望不了了,就會動起來。沒想到,居然真的沒有一個人出來做。課堂展示那天,最后竟然沒有一個人上臺。”李敏覺得,“如果小組作業沒有了合作,還不如個人作業來得‘痛快’。”

在她看來,小組作業就是個“險惡的江湖”,它根本體現不出團隊合作精神,除了涌現一波又一波渾水摸魚的人,還會把原本不錯的關系推向崩潰的深淵,“在小組作業中,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

楊武的同班同學張媛算是小組作業江湖里的“紅人”。每次老師布置小組作業后,她會不斷收到熱情洋溢的微信“求組隊”,追隨者們蜂擁而至。

可“受捧”的時間非常短暫,一旦小組確定后,這些送上門的組員只會做一件事——拖后腿:“你成績那么好,靠你咯”“我成績差,做了也白做”“組長大大,小組作業就拜托你了”……

同樣的,浙江某高校廣播電視專業吳嘉寶也嘗到了這種“抱團卻不能取暖,反倒心寒”的滋味,每次分組確定后,她的周圍便一下子冷清下來——組員們把“出謀劃策”全權授予給她,讓她這個為了出國爭取門門85分以上的小組長獨挑大梁。

張媛說,做小組作業最怕遇到的就是“不靠譜隊友”,這些隊友一般將“三不原則”堅持到底——小組討論不參加,任務分工不參與,最終成果不漏名。而且他們深信:““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沒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四個和尚沒水喝……”

“不要和你最好的朋友一起開公司。”現在,吳嘉寶非常后悔沒有汲取電影《中國合伙人》中這句臺詞的深層含義:“友情遮蓋不住合作的縫隙,平日的友情也會變成分組合作的犧牲品。”

小組作業為啥“變了味兒”

完成一學期5門課程的小組作業后,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的邵竹如今只想“騎單車”。她倒是不介意多承擔一些工作,令她爆發的,是吃力不討好的評價機制。

在一刀切的評分體系下,無論是“搭便車”的、“蹭快車”的,還是小組出成果時祈求加上名字的“程咬金”,最終的成績和挑大梁的自己根本沒有區別。甚至有時還會有風言風語飄進耳朵:“她那么拼,不還是和我們一樣?”

就這樣,“拖后腿”“坑隊友”現象在沒有合理的評價機制下紛紛被“合法化”。

面對“不靠譜隊友”,邵竹很無奈,因為手中根本沒有能夠約束他們的方法。因此,在她的團隊中,組員人數的疊加并沒有產生1+1>2的效應,反倒拖住了能力強的同學,造成1+1<1的困境。

有資料顯示,小組合作學習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后被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普遍采用并實效顯著。但一般情況下,小組合作學習分組時需要按照“組間同質、組內異質”的原則進行,讓不同特質、不同層次的學生進行優化組合、優勢互補、相互促進。

然而,大學小組作業的分組在現實中卻充滿隨意性。楊武說,如果是班級課程的小組作業,大多數都以宿舍為單位組合;如果是校內公選課作業,一般是熟悉的人自由組合,或者老師按照學號進行隨機分組。

“基本上沒有老師會在分組時強調這個‘組內異質’原則,也沒聽說過。”楊武調侃說,現在小組內確實異質,分“做事”和“不做事”的。

“大家一聽到小組作業都有些怵了。”雖然張媛的3個室友組員都很認真,但由于期末要忙著考試以及英語四六級,只好每人負責一門課的小組作業,最后互相署上名字。

在張媛看來,原本作業多的時候,小組合作是可以讓效率更高、質量更好,可現在如果認認真真按小組合作步驟走,反而成了很大的負擔。

“現在很多老師都把小組作業當成一個比較時尚的教學手段來用,不管作業內容適合與否。”東北一所二本院校的新聞系教師王曉認為,小組作業其實需要有嚴格的運行和考評機制來制約,教師也應該適當參與其中。但是,現在很多大學生的小組作業并沒有“過程性”環節,不管是否有合作、合作分工如何,最終就有一個統一的分數,“已經和真正意義上的小組作業沒啥關系了”。

上學期,張媛的6門課程考核中有4門是小組作業形式,邵竹的10門課程中一半都有小組作業,吳嘉寶甚至所有課程都以小組作業形式結課……小組作業的“泛濫”讓學生們有些頭疼。

“我覺得像新聞片拍攝就很適合小組完成,但讀書報告、文獻綜述等其實一個人完成就可以。”楊武認為,除了作業內容不適合,老師對過程的忽視也是導致小組作業變味兒、變水的原因。

他說,大多數課程的小組作業流程和個人作業幾乎沒差別,作業完成情況如何一般只看最后的展示環節。一般老師都不會去詢問、關心合作過程,即使要求展示合作過程,也都可以編造一些應付了事,并不影響最終成績。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校老師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其實一部分老師之所以喜歡小組作業形式,是因為“省事”:最終作業用課上時間展示,課上統一打分,這樣就不用花課后時間一份一份單獨批閱,“甚至有的老師為了不在分數上‘難為’學生,就讓各小組互相打分了事”。

此外,這位老師認為,不排除一些老師是為了讓教學方案更“現代化”而采用小組合作、小組展示等課堂手段。在他看來,任何形式的教學手段都應該有基本效果的設想,許多老師應該在作業展示時分析學生們的成果是否達到要求,從而考慮它的存在合理性。

“是一個人完成的,還是一組人完成的,是長時間合作完成的,還是熬個夜趕出來的,其實老師是可以敏感地判斷出的。”王曉覺得,雖然學生們也常常懶惰、懈怠,但一些問題是可以通過機制來避免的。

小組作業如何“組”動起來

在東北財經大學的創意思維課上,經過與同學們的頭腦風暴,會計學專業的張佳書引用了社會學關于“社會懈怠效應”的理論解釋小組作業1+1<1的困境。

他說,個人與群體其他成員一起完成某種事情時,或個人活動時有他人在場,往往個人付出的努力比單獨時偏少,不如單干時出力多,個人的活動積極性與效率下降。

張佳書嘗試用“三劑藥方”來調動團隊積極性:首先是在公布整個團體工作成績的同時,也公布每個成員的工作成績,使每個人的工作在監控下得到評價;其次要幫助群體成員認識到他人的工作成績;最后是不要將一個群體弄得太大,要使更多的成員能夠受到外在影響力的影響。

那么,評價機制之外,過程中的機制又該如何設定呢?

經過討論,學生們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師宋雙峰教授的新聞編輯課上提出了解決方案:每個教學班成立編輯部,分成五六個部門。學生競選主編和部門主任,其他同學報名參加,每個部門制作出一份報紙、雜志或者門戶網站作為小組作業成果。

在評分時,部門內部組員平時成績由部門內部互相打分,部門主任成績由部門主任之間相互打分和本部門組員打分,主編由老師打分,最終每個人獲得的分數即是平時成績,占到最終成績的六成,這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原本組員貢獻和成績不匹配的問題。

上海政法學院教師馮浩文曾撰文提到,團隊合作分為同質分組和異質分組,在組員能力相近的同質分組中,存在行動與等待的博弈。當一方選擇等待而另一方選擇行動時,選擇等待的組員得到的受益最大。而在組員能力相差較大的異質分組中,團隊合作陷入著名又尷尬的“智豬博弈”,優等生是不得不充當悲劇“大豬”,辛苦努力,完成小組作業,普通生則繼續舒服地充當機智“小豬”,坐享其成,不勞而獲。

馮浩文認為,不論是同質分組還是異質分組,都存在“偷懶”“搭便車”等消極現象,責任心強的或在乎學習成績的積極的學生或者優等生不得不主動努力完成作業,而偷懶的學生或普通生不僅可以袖手旁觀,而且可以獲得好成績。這種結局肯定不是教師布置小組時的預期結果。

為此,馮浩文建議,在成立小組之前,應當制定小組章程,包括小組愿景、小組價值觀、小組決策規則和小組交流方式等,且成立的小組人數應當不超過5人。在工作進行之前,指派小組角色。每一位小組組員需要各盡所能、各司其職,只有明確合理的分工,才能有良好順利的合作。分配角色時,要盡可能詳細地描述角色的任務。

“小組作業看上去是件極其普通的事兒,但其實通過多年實踐,這種形式特別是在強調自我學習能力的大學校園中,如果能按照原本面目進行的話,對大學生來說是非常關鍵和重要的一種學習方式,通過小組作業鍛煉出來的溝通、協調、領導能力非常實用。”王曉認為,小組作業的運行和評分機制并沒有一套固定的模板或者方法,老師應該可以根據作業內容情況等靈活地設定,主要目的就是讓小組作業能夠發揮出本應具有的功能。(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除宋雙峰、張佳書、馮浩文外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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